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

“一个理想主义者因意外死了，但他似乎又一直活着，一直在照亮别人。”

如果要用一句话讲述钟求是的长篇小说《等待呼吸》，或许可以这样概括。

钟求是。温州人，在杭州生活多年，《江南》杂志主编。他同时又是一位年头很久的小说家。

当年异军突起的“温州作家群”中的作家们，他们性格各异，钟求是、吴玄、张翎、东君、王手、哲贵等等，有人扎根温州大地，有人闯荡世界，有人依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有人在一次次的行走中重新发现世界，有人依然愤怒，有人与自己和世界和解。有人江湖派，有人学院派。渐渐地，他们，都已人到中年。

人们印象中，钟求是如他的名字一般，沉厚内敛，扎扎实实，谦逊有礼，就像一位稳健的大哥，偶尔你才能看到他豪情飞扬的时刻，偶尔，你也能看到他较真的，犀利的，锐利的时刻。

这不同寻常的2020年，生于1964年的钟求是，拿出了他人生中份量很重的一部长篇小说——《等待呼吸》，你能感觉到，他自己对它的珍爱。

如果你打开钟求是最新长篇小说《等待呼吸》，阅读体验会很特别，这本书从第一页起就自带“节奏”，一种听得见突突心跳的命运紧张感，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个体的命运抛进了时代的滚滚洪流里。

男女主人公夏小松和杜怡，是一对在莫斯科留学的中国大学生，大约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

记者问钟求是，写作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主人公作为一个个体是很渺小的，是否对他们的命运怀着悲悯的情感？

钟求是说，这部小说的立意就是写个体命运，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的个体命运。这一代人在青年时期的经历有些特别，既承接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后阶段，也目睹了世界冷战双方力量的变化过程。在那个时期，苏联的国家变故当然是最引人注目的。

“我把关注点放在这里，作为故事的出发地，当然是为了把小的个体命运放到大的时代格局中，形成个人命运的长河。至于对待人物命运的态度，我与其说悲悯不如说伤感。在写作过程中，我内心常常是隐痛的，很愿意走进小说拍拍他们的肩膀以示支援。许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在他们中间，与他们伙在了一起。”

阅读《等待呼吸》时，有一个疑问：小说中有种种偶然性和必然性交织着，比如一颗莫斯科的飞弹是偶然的，主人公夏小松可死可不死，钟求是一开始是否就构想好了夏小松在小说里必须死？如果夏小松不死，这一对留学生情侣是否还是会过着普通的、正常的生活，哪怕在前苏联解体的那个重大历史时刻，他们正好在场，正好见证，但之后，杜怡们回归正常生活的可能性是否很大呢？钟求是构思小说时，有没有考虑过让夏小松活着？

对此疑问，钟求是有自己的思考。他说，小说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捕捉一般性中的特别性。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人过着平淡无惊的日子，但总会时不时有人中大奖、遇车祸、判大刑等意外之事，这时候人们有兴趣倒追一个个体生命的生活轨迹，从中感叹生命的注定、偶然中的必然。这里边的隐秘东西，也是写作者应该去关注和探究的。

钟求是在在莫斯科阿尔巴特街。

“在莫斯科的特殊时期，如果夏小松不中弹，跟大部分留学生一样回归正常生活，那我会在心里悄悄祝福他，并或早或晚会忘掉他。这样的人太多了，我们没法记住他们。但在那段特别的日子里，总还会有一位夏小松之外的王小松或者李小松遇上意外之事，并延展出不一般的喜悲。这时候小说家过来了，盯住王小松或者李小松，想和他交上朋友。在《等待呼吸》中，恰恰不是王小松或者李小松，而是夏小松遇到了意外之事，那他便自然成了我的关注人物，我愿意花时间去探挖他的生命行程和内心轨道。至于在小说中让夏小松活着或死去，这还真不是作者能决定的。我当然愿意让他修复身体活过来，但他的命运挡住了我的行笔。此时我再逞能，也没法自作主张留住他的生命。好在他死去了精神不散，他的气息贯穿了以后长长的岁月。”钟求是如是说。

“夏小松之死”，可以说是《等待呼吸》的关键，之后夏小松从在莫斯科中弹到北京治病过程中，5万元的债务将他的恋人杜怡一步步推上江湖险境，杜怡的人生已经无法自己去选择，她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从后面杜怡一系列直至被迫吸毒的经历来看，为了逃避国际倒爷的追求，她宁愿让自己爆肥变丑的举动，是不是一种反讽？她处处抗争，她无力抗争，当债务超出一个小人物的承受范围，厄运就来临了。

读这样残酷命运的小说，记者担心是否会对一部分读者造成“打击”？让人觉得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就是不堪一击呢？

钟求是却是这样看待理想与现实的——爱情花谢和理想受伤之后，必然是身体的受难和精神的下滑。在小说中，他花许多文字写杜怡身体受侵害的过程，他认为，这不是写作的策略而是写作的责任。作为一个有承担感的作家，遇到重要的故事难题，即使很残酷很辛苦，也不能轻易绕过去，而是要勇于迎上去，像推土机一样一点点往前推进。他说，玩些虚技绕过去并不难，但那样会让小说显得轻飘。

“确实，把一位纯洁的姑娘摁到尘土里去，等于把一件美好的东西打碎了给人看，会对读者的眼睛造成冲击。但现实生活不就常常这样吗？“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种话不就是人们的一种经验判断吗？在一个大变局的时代，人们看多了许多的好，也见识了许多的坏，内心承受是很有弹性的。在沉重的残酷事物面前，人们最初的反应可能是心哀与沮丧，接下来的应对便可能是反思和突围。”钟求是对记者说。

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倒爷”是人们熟悉的一个词。《等待呼吸》中，钟求是写到了杜怡和倒爷卷毛的关系，别有那个时代的特别意味。为钱所困的杜怡，如果接受卷毛的五万元和强加的爱意，事情就会变得简单，日子也会变得容易。但她拒绝了卷毛伸过来的功利之手，为了偿还五万元付出身心受损的更大代价。钟求是说，这有点像反讽，其实更是一种悖论。这种悖论过程不仅藏含着杜怡对夏小松情感的守护，也呈现出杜怡在生活中一步步退守的无奈。在这里，写作者抓住了杜怡心理发展的细微逻辑。

钟求是的这部长篇小说，也可以说是“5万元将一个本来很有前途的女性拉入泥坑的故事”，金钱扼住咽喉，让人失去选择的自由，无论出于何种的因，包法利夫人和杜怡女士都无法摆脱自己的债务问题，记者的这一联想或许夸大的金钱的作用，对此，钟求是说，他只能说是部分同意。

他是这样看待他的女主人公的。杜怡陷入不堪的日子，五万元债务是一种外在推力，更重要的是因为她的精神滑坡，爱情和青春受伤后的精神滑坡。精神一滑坡，内心就会迷茫和乏力，钱的问题也会随之放大。这仿佛一个企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崩塌，不会仅仅是因为短缺一笔钱，而应是企业管理和企业精神出了问题。又仿佛一位外来小伙子在某个城市混不下去，不会仅仅是因为少了一笔房租费，而一定是心里失去了打拼的信心。对杜怡来说，如果不是心里灰淡，就会更从容一些，也许能找到一些更好的办法对付钱的难题，至少让日子不至于太走形。但人就是这样，内心一失序，生活中便处处都是难点，何况五万元在当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在不少时候，金钱的确会生发出暴力，像一根鞭子抽你的身子，像一只手掐你的脖子。这时的外在因素，便左右了你的生活。

莫斯科是《等待呼吸》故事的重要发生地。小说前半部主要场景在莫斯科，钟求是把夏小松和杜怡在莫斯科的留学生活写得很细腻日常，那么，作家钟求是本人跟前苏联是否有过“亲密接触“呢？

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钟求是干了15年的对外联络工作。这份工作要求他开放视野，关注世界各国的事儿。在钟求是的回忆中，一座城市打开了。

“1991年8月下旬，我公干出差西欧。飞机从北京出发前往法兰克福，中途在莫斯科国际机场转机。此时已是晚上，我走出海关在机场大厅待了五六个小时，如果奋勇一些，其实可以坐地铁去市中心看一眼红场。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莫斯科城郊，无论时间还是地点，离苏联历史事件那么的近，似乎一伸手就能够着。许多年以后，当我写作这部小说时，老会想起那个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想这也许是岁月里的一个伏笔。当然，这件事也间接回答了问题：在苏联社会生活发生摇晃的那些日子，我不是待在现场的亲历者。”

采访过程中，记者看到了一张张钟求是发来的照片，在莫斯科的各个地点：广场、地铁站、大学、博物馆等等，这些他脚下走过的路，也是小说中夏小松和杜怡生命中的重要地步。

“我想，有力道的作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依靠强劲的想像让自己走入历史现场。”钟求是的回答，也彰显了一个写作多年的实力派作家深厚的功底。

《等待呼吸》，关乎一个大时代和六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的个体命运，钟求是的笔，纵横在江湖与学院，纵横在此地与异域，纵横在旧的时代与新的时代，纵横在理想的高地与现实的低地，在纵横了这些疆域之后，他是否为关心个体命运和时代命运的读者们，给出了答案？

正如钟求是所说：一颗时代的流弹击伤了理想和情怀。那么，然后呢？

钟求是生于1964年。巧的是，他本人大学时也跟书中的夏小松一样，是学经济出身的，夏小松应该是他的同时代人，或许是一个师弟。夏小松身上是有光的，在短短25年的人生里非常闪光，他大谈马克思和哈耶克，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等等，甚至将马克思头像纹身在夏小松的心脏部位，记者问钟求是，在夏小松身上，是否也寄托了他自己的济世理想？

钟求是坦言，在大学时代，他的确学的是经济学理论，《资本论》为重要的主课。他曾花许多时间一字一句通读了《资本论》三卷。那时他也阅读西方经济学文字，譬如萨缪尔森、凯恩斯的著作。

“在我的脑子里，蓄满胡子的马克思经常与另一位西方经济学家面对面站着，相互用高深的语言反驳对方。我一直认为马克思是一位了不起的理论家，他有着深邃的思想和精妙的文笔。如果再去熟悉一下他年轻时的经历，你还会发现马克思是有趣可爱的。我这么一说，你便知道了夏小松这个人物的出处背景。不过必须强调，夏小松虽为虚构人物，但他是独立的、自主的，不是我自己投放出的影子。”对写作者来说，所有的人物身上都寄放着自己对世界对生活的看法。当钟求是向记者坦诚剖析自己的精神成长历程，我们也更加明白了，《等待呼吸》是他生命中必须要写的长篇。

“对夏小松，我的确比较喜欢。他被一颗子弹击中，让我跟着隐痛了许久。这是一颗时代的流弹，它击伤了理想和情怀。理想和情怀一旦受了伤，修复起来是多么的难，这一点从眼下到处忙碌的利己主义者和拜物主义者身上，便可取得证明。但理想主义必须修复，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内心仍存放一块干净的脱俗的东西。在这部小说里，我做了努力，试图让“理想”一词放射出悲情的光芒。”钟求是非常肯定地说。

“中国似乎还没有出现如此站位的小说，所以我要求自己用力一试。”钟求是坦言。

记者曾问他心目中预设的这本书的读者是谁?会不会担心90后和90后以后读者有隔阂？

“这本书不是供给喜欢玄幻、穿越、盗墓文字的读者看的，它希望遇到那些在生活中愿意思考的人。思考不仅属于脸上沾着风尘的年长者，也属于刚刚进入生活的年轻人。当然，我也必须把这本书交给时间，时间是文学作品的最佳鉴定家。”钟求是说。

在6月21日下午单向空间《等待呼吸》的钱江读书会之前，记者与钟求是进行了一次对话——

钟求是在莫斯科地铁站。

【出发与归来：四座城的背后是什么】

钱江晚报：您是个俄罗斯文学迷吧？俄罗斯文学对您个人是否产生过影响？

钟求是：我好像算不上俄罗斯文学迷，但我也不能说自己对俄罗斯文学不感兴趣。譬如许多年前因为看了余华的怂恿文字，认真去读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譬如4卷150万字《静静的顿河》，以前看过几次都中途歇住，前些日子我不急不缓地全部读完了。又譬如写完《等待呼吸》后，我的脑子里好几次走出《日瓦格医生》，以前我研读过这部作品。

钱江晚报：小说中，莫斯科，北京，两座城市发生的故事“一镜到底”，给人乖戾感和紧张感，莫斯科的乱局，北京的地下室和险恶江湖，让人压抑，杭州却有种疗伤的温润，这样的安排是否也是您有意在对大都市的多重现代性的挖掘？

钟求是：这种三城安排是我构思时的设计，但说到底是由人物的个人时运决定的。杜怡出生在浙江，去北京上学，又到莫斯科留学，必然要与这三座城市发生联系。莫斯科是大气开阔的，但在那个时间点呈现的只能是窘迫和紧张，北京是端庄厚德的，但那会儿还是价格双轨和权力寻租的时期，心情灰暗的杜怡就容易掉到险恶圈子里去。杭州是杜怡的家乡城市，当然是适合疗伤的。此时她的心情也已平静下来，周围的安淡温润就没有违和感。每座城市待在时间长河中，都会生长出自己的性格和腔调。一个人一辈子只与一座城市相处，只与一种性格和腔调打交道，是会单调的。我不想自己这样，也不愿意让小说中的人物这样。事实上，我也控制不了杜怡，她命中注定拥有过三座不同的城市。

钱江晚报：杜怡在怀孕后去了夏小松的故乡晋城生活，您还安排夏小松的父母成为并非亲生的夏小纪的爷爷奶奶，杜怡这一又温情又荒诞的举动，看似拯救了失独又下岗工人家庭的夏小松父母的生活，给了他们安慰，从另一角度上说，晋城意味着新的进取，新的希望，还是全面的退守呢？我说的这种可能的“退守”，也是跟书中交待的杜怡的大学同学们中有很多当下的成功人士来对比的。

钟求是：杜怡将书店转手后去了哪里，挺让人挂心的。晋城是个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去处。晋城是个什么城市？号称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出产过女娲补天、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神话故事。夏小松从这里走出去，是带着中原文化基因的。杜怡携着孩子来到这里，既是陪伴夏小松、安慰夏父夏母，又可以接收东方文化腹地的气息。期间她自己收心养性，又教孩子学外语。我觉得这一切似是退守，但这退守是为了再出发。相对于繁华大都市，晋城是个经济不太醒目的地方，但在城市发展奔跑气喘吁吁的今天，经济不能是唯一让人兴高采烈的指标。记得写作中，当需要介绍夏小松的家乡时，我打开了地图，手指在中原城市间行走，最后停在了晋城。我心想，原来夏小松是这个地方的人。

温州人钟求是。

【理想、呼吸、氧气】

钱江晚报：小说似乎告诉人们，一个人可以通过吃，睡，性三种本能来抵御命运的无常和巨大的悲伤?

钟求是：我想，这其实说的是身体与精神的关系。两者关系的理论认定和分析，可以交给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去对付，作家嘛自然喜欢用擅长的行为描写来表达。我在小说中细述了陷在生活中的杜怡的身体表现，实则是指向她的精神。精神是看不见的，但因为有了身体的动作，精神就呈现出受困和摆脱时的具象姿态，仿佛能瞧得见似的。现在，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了电影《天下无贼》结尾部分的一个场景，饰演盗贼的刘德华死去，饰演妻子的刘若英得知消息后没有崩溃大哭，而是使劲往嘴里塞烤鸭薄饼，那镜头让观者看着心痛。是的，表达内心情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身体的行为动作。也就是说，我在小说中的吃、睡、性这些行为，不是用来抵御无常和悲伤，而是为了呈现无常和悲伤。

钱江晚报：书名为什么叫等待呼吸，而不是呼吸？书中多次提到《恋爱的犀牛》里的歌《氧气》，郝蕾唱过，这首歌是杜怡的人生投射，还是作者本人的情感依托呢？

钟求是：这个小说分为三部，用了子弹、问号、氧气三个词，比较醒目。在此之上再找一个有统领效果的书名，的确费了一堆心思。等待呼吸和呼吸当然很不一样，呼吸是吸氧的动作，等待呼吸是在缺氧的状态。一个生活顺利平常的人，日子里的氧气总是足够的，而历经生活艰辛的人，在压力之下容易上气不接下气。在小说中，无论是夏小松为了信仰往前寻找，还是杜怡的精神下滑和自我救赎，其过程遍布着坎坷和挣脱，他们的呼吸并不顺畅。他们像是在水中潜游了一些时间，然后蹿出水面用嘴巴去接收一大口痛快的氧气。正是这种筋疲力尽去迎接氧气的感觉，让我喜欢上了郝蕾在《恋爱的犀牛》里唱的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的味儿很贴小说。

钱江晚报：杜怡从莫斯科辍学，被道貌岸然的艺术家性侵，被有钱人当作性唤醒工具，进入灰色地带的江湖帮办职业直到被毁一个手指、被迫吸毒，惨不忍睹，我们看到了命运的狰狞，这个时候感觉个人的意愿何其渺小，杜怡本能求生却如迷途羔羊，几乎成为和夏小松谈论理想爱情的那个女留学生的反面，社会将要把杜怡吞没了，在到杭州开书店之前，生活痛揍了一个内心仍有坚持的女人，“误入风尘，尘土满面”，《等待呼吸》的叙述方式上，后来您为什么没有正面写她的自救与救赎呢？

钟求是：在杭州，我们看到了沧桑岁月之后的杜怡。她接纳了安定生活，但最终又逃离了庸常日子，这种逃离其实是一种重寻青春似的精神突围，或者说是自我救赎。

钱江晚报：我们看到最后部分换了章朗的第一人称视角，来讲述杜怡的后来，相当于在镜头里，杜怡被推远了一点，来作为一个客体被观察？

钟求是：其实，一个人物诞生以后，会按自己的思想和性子生活着，作者也只是跟在后面的观察者之一。

在这部分，我换了视角，用旁人的眼睛细细看她。这当然是一种经过选择的叙事策略。我认为，此时从他者的目光观察杜怡，可以产生一种隐秘感，进而调动读者的想象力，让人物更立体也更丰满。同时，这位他者是有点颓废有点败弱的青年，他与朝气蓬勃的夏小松差十岁，却像是两代不同的人。由于他的出现，形成参照对比，让我们看见了杜怡自我救赎的行进线路：伴着对夏小松的爱，重拾曾经失去的青春亮光。

钱江晚报：多年这后，她成了“杜姐”，她真的和生活和解了吗？

钟求是：我觉得，说杜怡和生活和解与否，还不如说杜怡与自己和解与否。在这个问题上，夏小纪是一把重要的开锁钥匙。作家弋舟对此有一个很好的分析：钟求是不惜在《等待呼吸》的结局，让杜怡“将孩子生下来送给自己”。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历经悲伤的女性对自己的犒劳，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小说家钟求是对自己笔下生命的祝福。

钱江晚报：我注意到一个特别之处，之前看您的小说写法，是不太喜欢搞“花腔”的，但这部《等待呼吸》，可以看到您作为小说家的新尝试，您以年份标注了一大段空白，是让读者自己去填补主人公杜怡在那些年的经历？那么还是要问，杜怡自我救赎的力量来自哪里？是来自那个曾经饱满的时代和不灭的爱情吗？

钟求是：这么说吧，用年份标注一大段时间空白，是我对付不了岁月的一种示弱表现。说实在的，对杜怡这样一位与生活交手搏斗过的女子，我盯着一堆年份数字，无法也无力说清楚她的前半生，这个任务的确需要由读者来帮着完成。关于她自救的动力来自哪里，我在此也想偷个懒，希望把这个任务交给有兴趣的评论家。我们知道，在漫长的岁月中，夏小松身上的理想主义情怀一直牵引着杜怡，使她走出泥泞的生活。但这显然还不够，作为自救主体的杜怡，她身上自有与生活搏斗过程中产生的内在力量。这样的问题，可以写成一篇不短的论文，如果某个评论家觉着值得的话。

钟求是在莫斯科大学。

在路上。

阅读是呼吸的一种。

钟求是新书《等待呼吸》。

【温州人或温州女人，并没有标签】

钱江晚报：读小说时有个困惑，中国人很重视家庭，灾难来临时家庭是用来托底的，但小说中，杜怡讲自己变成一只脱线风筝，温州家庭的背景变得苍白，她这种孤军奋战，为什么不像我们印象中的大多数温州人呢？我们知道杜怡的时代，温州民间经济发达，类似于彼此帮衬的民间借贷也很灵活，也许靠家庭和家庭关系纽带，5万元的问题可迎刃而解，但杜怡偏偏隐瞒自己的一切困境，是否可以说，是过于独立的性格造成了命运的悲剧，一个充满理想的女性差点被毁灭？

钟求是：前几天有位读者说，杜怡一个人孤单地待在北京，做父母的应该赶紧飞过去看一眼呀。贫穷限制我们的想象力，富裕和时间也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八十年代初，我一个人从小镇出发去北京上大学，期间要坐尘土做伴的长途汽车、中转时得排混乱的长队买票、再坐一天一夜无座的绿皮火车，那时我才十六岁，从未出过远门。眼下的人们不可想象，但那时候的父母们只能这么放手。到了九十年代初，情况好一些，可社会环境条件仍是相似的，交通不方便，家里没有电话，通报信息得写一封家书。回到你的问题，当然我也想过要不要让杜怡向父母求钱，但探访了她的内心后，觉得杜怡不会这么做。杜怡出国留学，是家里的一份荣光，现在荣光淡灭了，对父母是一次打击，如果再去要一笔大钱，则构成第二次打击。在那时候，五万元是一个挺吓人的数字，而且家里还有一位上高中的弟弟，杜怡不能因为自己而损坏家里的正常日子。同时杜怡是一步一步加重困境的，起初她并不知道要付出这么大的身心代价。如果以事后全知的角度去测算她几近毁灭的损失，我们会恨不得给出卖房借贷的建议，但作为一个清醒的叙述者，我不能自己赠予自己全知俯视的能力。

钱江晚报：人们确实容易简单地给一个地域的群体贴上标签，但个体是千差万别的，不管你是温州人不是什么地方人。

钟求是：对，所以我还要说一句，温州人都很有钱或者善于搞钱，只是人们的一种不够准确的想象，就像现在许多人对中国国力不准确的认知一样。在我生活过的小镇，那时候的人们日子过得纯朴而安稳，一些人，温州家庭的整天想着赚钱，而更多的人还在一贯的秩序里生活。

钱江晚报：我们印象中的温州女人，是新时代的积极投身者，但这一个温州女人杜怡好像不同？为什么贝加尔湖成了她最终的彼岸，而不是活在火热的当下，您的结局安排，包括杜怡最后一次出现时，她其实是隐在夏小松的原生小城晋城，她的孩子取名夏小纪，这是否暗示杜怡并没有走出过去的挽歌，包括理想爱情这些，她其实仍然活在过去，她走不出她的命运，她是一个旧人？虽然她的肉体通过和书店小弟章朗的性在场了，但精神仍然是缺席的？

钟求是：杜怡出生在温州小镇，但不应该贴上温州女人的标签。嗯，她可以是中国南方或江南女子。江南的女子，有着对付生活的细腻和对抗生活的柔韧。当然，我更愿意把她视为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生的中国女人。这个年龄段的女人，一般在大学时有过精神层面的思考，爱唱校园歌曲，心存过光荣与梦想，后来即使在生活中漂了许多年，心底也会残留一些当年的情怀和向往。杜怡就是这一拨女人中的一个。她虽然和别人不一样，吃过很多苦，但内心深处总还存放着一块干净的东西。她把这块干净的东西找出来，当然不是为了缩回旧日时光。许多个年头过去了，她需要重新品味和验证一下当年的激情与思想，然后继续往前过日子。而夏小纪的存在，不仅预示着日子必须往前走，也预示着上一代人对世界对生活的看法还会由下一代人继续去验证。至于杜怡与章朗相处时身心脱离的状态，不妨视之为精神的不肯妥协和向上挣扎。这是我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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